• 黄锦荣《当今大马》

关键是经济,傻瓜!


自大马政治变天以后,国内外经济问题也是暗流汹涌,从1兆国债到“全民牺牲”预算案、销售服务税到汽水税、中美贸易战到全球生产价值链受创、美息正常化到新兴国家汇率的动荡不安,这些头条事件的后续发展无一不是影响国民福祉。

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正在缓慢发生、却也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已经放缓了。

统计局公布六月份的消费价格年通膨率为0.8%的时候,各界都为之欢呼,似乎认定那是产品服务税归零后的结果,而八月份的年通膨率更是走低至0.2%。

但通膨率并不是在产品服务税归零以后突然下掉的,而是在2017年3月达4.9%的高点以后就开始持续性地滑落,并在509大选以前已经来到1.4%的水平。

最令人不安的是经济增长率也几乎同步下滑。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同年第三季度达6.2%以后就逐季减弱,来到今年的第二季度,年增长率也只有4.5%。

这等破五掉四的增长记录在近年来也只发生过两回,第一回就在2013年上半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4.45%,那年八月选民对时任政府的执政满意度掉半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过了。

换言之,这一年半以来的通膨收缩是典型的市场总需求底蕴不足的结果,经济放缓,通膨自然开始收缩。

而这一次经济增长动力放缓给市民所带来的冲击或许会比以往的更直接、更难受。在2013年首两个季度,虽然经济增长率漏了气,市场依然分别提供了近乎33万和36万个就业机会。

但是来到了今年首季度,总就业机会只有30万,第二季度更是掉至24万,而仍积极在职务市场求职的人数也减少至近十年来最少的24万。

行情冷暖,劳务市场最先感受,求职难、聘请也不易,消费会变得谨慎,而投资扩张也随着步步为营,让市场不景气的氛围蔓延。

经济增长在接下来的6个月至18个月能否强势回弹或维稳,还是会持续萎缩全赖国内外的需求动力?

自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出口增长潜力不断减弱,因中美贸易战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更是让出口潜能变得难以预测。

即便跨国企业为了避开关税而把部分生产线转离中国,大马既没有越南的劳力成本优势、也没有台湾和韩国的技术优势,所以不是生产链重组的必然受惠国。

相反地,要是中国经济因出口受挫、生产链重组和通膨率攀升而显著疲弱,进而被债务问题吞噬的话,那对大马和全球经济而言都是一大灾难。

私企投资增长近年来时好时坏,不是支撑经济景气的重要源头。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轨道至今尚不明朗,施政变数甚大,更何况市道不景气,私人消费没有特别活络,出口市场更是动荡不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形成阻力,拖慢重大的、长远的生产投资,形成经济放缓的帮凶。

过去一年来唯一稳定地支撑着经济动脉的就是私人消费。虽然由大马经济研究所所调研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的第二季度破百,达二十一年来的最高点,但那更多是由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希望所驱动,不是因经济突然变得美好所赋予的幸福感,而没有被实现的希望终究会破灭的。

在销售服务税、劳务市场冷却、“全民牺牲”预算案等因数围城底下,我们似乎没有太多乐观的理由相信私人消费情绪会保温。

希盟执政以后励精图治在减债,冀望缩弊都将一清洗。财政部屡屡揭弊,力证政府财务状况有多糟糕,并以财务吃紧为由,大砍多项大型发展计划,让公共发展开支于第二个季度萎缩9.8%。

政府甚至已经喊话,要全民预备于明年“牺牲“,并放眼经济于三年内重回正规,这应该是新政府至今唯一最清晰的施政路线图。

我们不禁要问,国债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财政紧缩就真的能缩减国债?

先参照意大利情况,五星运动和极右联盟在今年五月份的大选夺下意大利政权,而其推举的财政部部长人选被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挡下。

市场对意大利国债可持续性起疑而引发抛售,债券收益率相对于德国债券大涨300基点,堪比2011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燃烧之际收益率因市场恐慌而急攀560基点的记录。

如果收益率速升是债券市场认同国债状况非常糟糕的必然反应的话,大马债券市场所发生的情况恰恰好相反。今年五月,为期一年和十年的短、长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是3.41%和4.89%。

在“国债问题很严重!”的不间断喊话以后,同期国债收益率在八月份不升反降至3.37%和4.67%。

大马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和美国同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也维持在440基点。换言之,市场根本没有把1兆国债当一回事,甚至还允许政府以更低的利息发债券借贷。

1兆国债孰重孰轻完全似乎于经济体的大小。当大马于1985年因国债过重、抵御不了日元升值的冲击而陷入独立后的第一次经济衰退的时候,债务也不过670亿,是今日1兆的6.7%,那显然是无法承受的轻,因为当年的经济规模也仅是775亿而已。

换言之,如果今日的经济规模不是1.35兆而是2兆令吉,1兆国债又何足挂齿,所以关键是经济表现。

在商品及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国内一般译为消费税)被革掉了以后,换上的销售及服务税(Sales and Service Tax,SST),因税基窄而大大折损政府税收和开支能力,所以政府另一边厢只能开源节流。

一家私人企业要想重拾竞争力并改善盈利,节约成本无疑是首要策略,利己不损市场,因为它仅是整体市场过百万参与者当中的其中一个。但公共部门不一样,其规模近乎国内实质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仿若一个超级庞大的生产部门,紧系着每一个私人部门。

当所谓的开源是向市民企业再征税,那是节民间的流;当节流意谓着砍下公共发展和福利开支,那是断民间的源,“开源节流”会对经济景气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这不是危言耸听或无的放矢,因为英国和欧元区就是紧缩财政经济学近代史上活生生的教训,在经济动力趋弱之际紧缩公共财政将适得其反。

当经济不景气恶化,企业盈利不佳、薪金增长停滞、民间不愿消费,税收也会随之减少,这不仅无法减少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反而恶化财务状况,以至财政赤字和国债比例都不达标,迫使窘急的政府进一步加大紧缩力度,让经济陷入泥沼。

换句话说,大马需要宽松而不是紧缩的经济政策。

没人质疑财政纪律的重要性,债券市场之所以不为1兆国债而动摇,是因为市场仍深信大马的偿债能力和信誉。但要强纪律、利经济的管道有很多,不一定要全民牺牲。

方法有三,精简化公共采购系统、数码化公共部门的作业流程和重组债务结构以省息是其一,减免随机的税务开支是其二,让公共发展奖掖和私企投资的结果而不是投入挂钩是其三。

虽然国际间有太多不可控也无力控制的变素,最起码我们要确保经济不会死在自己的枪口下,如此经济改革方能阔步向前。

原文链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4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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