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泓缣透露，政府将多管齐下加强本地猪只供应，包括把砂拉越的生猪运往大马半岛，以减少对外国进口猪肉的依赖，并放眼把我国猪肉自给率从2024年的67.8%提高到2030年的90%。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表示，这项宣布表面上看似积极推动国家粮食安全，但若回顾政府过去数年的政策方向，却不免令人质疑：政府一边关闭养猪场、收紧养猪业，一边却高喊要提高自给率，这种前后矛盾的政策逻辑，究竟要如何落实？ 首先，关闭养猪场却要提高自给率，本身就是明显的政策矛盾。猪肉自给率的核心取决于本地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又来自稳定的养殖规模与产业发展。然而过去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以环境、规划或政策理由减少或关闭养猪场，导致养猪业规模逐渐缩小。一些经营多年的传统猪农被迫停业，行业整体产量自然随之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现在提出要把自给率从67.8%提升至90%，就显得缺乏现实基础。若生产基础不断被削弱，又如何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增加供应？ 第二，把砂拉越生猪运往半岛，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正增加供应。砂拉越确实拥有一定规模的养猪产业，但把砂拉越的猪只运到半

马华副组织秘书长拿督简民发批评，农业部长末沙布建议公务员在自家土地种植蔬菜，并鼓励民众自行种菜，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把粮食问题甩锅给人民，身为部长的他如白拿薪水，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粮食安全与食品价格稳定的问题。 “内阁声称为应对中东战事所带来的冲击，而召开所谓的特别会议，而会议的结果竟然是农业部长要公务员和人民自己在家种菜，这个会议开了等于没开。” 简民发指出，农业部长指示公务员在自家土地种植蔬菜，并鼓励民众参与的做法，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把农业部的责任抛给人民，对解决国家粮食安全与食品价格稳定的国家问题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他调侃道，正副首相和部长的官邸都是独立式大洋楼，空地最多，大官们准备什么时候在家里装模作样种菜？或者大官们打算开放官邸让穷人种菜？ 他呼吁政府认真解决耕者无其地的老问题，并且提出具体的计划来增加农粮生产，包括以三、五年出租土地的方式让人民参与耕作，而不是信口开河建议公务员在家里种菜。 “现代国家的粮食安全依赖的是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稳定的供应链、合理的政策环境以及对农业产业的长期投资。将解决粮食问题的责任转移至

马青宣传主任梁子祥表示，近期接获来自霹雳州多个渔民协会的请求，希望能够与他们会面，以亲自反映他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尤其是自2024年7月以来出现的B型渔船执照更新问题。 据了解，导致B型渔船执照无法更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数B型渔船所安装的引擎功率已超过规定上限，即不得超过200马力（KK）。 自2024年6月起，许多B型渔船船主发现无法更新其捕鱼执照。这一情况导致大量渔船被迫停止操作，至今仍无法出海作业。受影响的渔船数量也持续增加，据估计目前已超过1000艘渔船。 若这些渔民必须按照相关渔业船只执照政策及程序中的若干信函或通告要求，将船只引擎重新更换为不超过200马力的标准，每位船主将需要承担约10万令吉或以上的费用。更为沉重的是，大多数船主需要以现金方式承担这笔费用，因为他们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如果该问题无法尽快解决，预计在短期内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连锁效应，包括： 1.渔民与船主将面临巨大经济损失 这一问题将导致渔民失去主要收入来源。据估计，每艘渔船每月可捕捞约10吨渔获，可创造约3万令吉的月收入。 如果1000艘渔船的执照无法更新，

马华副总会长兼经济与中小企业事务委员会主席拿督刘亚强指出，中东战争局势白热化，引发国际油价飙升的连锁反应，另一波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即将到来，全球经济或陷入萧条，他呼吁本地商家尽早做好准备迎接来临的严峻挑战。 刘亚强受邀出席由马华吉兰丹州联委会主办的“面对国外低价产品供应、本地企业该如何竟争？”人民论坛主持开幕时表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至今未见消停的迹象。 他指出，中东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视，若真如伊朗方面所言已做好长达6个月的持久战准备，全球经济必然面对严峻挑战，不排除陷入经济萧条的局面。在全球经济下滑和国际运输高涨的背景下，本地中小企业无法独善其身。 “这场战争导致国际油价飙升，交通运输费大涨，全球经济局势无可避免受到严重波及，另一波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将来临。我们呼吁本地商家，尤其是中小企业与时并进，做好准备面对即将来临的严峻挑战。” 他呼吁政府从政策层面协助本地中小企业，包括提供培训课程和可负担的人工智能应用方案，协助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好准备迎接全球挑战。 他也表示，马华经济与中小企业事务委员会将持续和更多

美伊冲突持续升温，国际能源市场出现明显波动，全球油价与运输成本也随之上涨。在此背景下，政府探讨是否重新推动更广泛的居家办公（Work From Home，WFH）模式，减少通勤所带来的能源消耗与交通压力。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表示，相关讨论显示，政府希望通过鼓励远程办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危机所带来的连锁影响。 马汉顺指出，然而针对这一构想，雇主联合会主席拿督赛胡先指出，居家办公并不适用于所有行业。我国许多领域如制造业、加工业、物流业、零售业以及各类实体服务业，都必须依赖员工到岗操作设备、处理生产流程或直接面对顾客，因此不可能完全通过远程方式进行工作。 基于这一现实，是否允许居家办公，应由雇主依据企业运营需求、公司的数码化程度以及工作性质来决定。对此立场，马汉顺认为具有现实基础与合理性，并提出以下五点支持理由： 第一，行业性质不同，不宜以单一政策全面推行。我国经济结构多元，各行业的运作方式差异极大。制造业与加工业需要操作机器设备、监督生产线运作；物流业涉及仓储管理、运输调度及货物流转；零售业与服务业更依赖现场销售与顾客互动。这些工作本质

马青中委李国成指出，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在节目中谈及非穆斯林宗教场所面对执法困境，并指相关争议多集中在雪兰莪与槟城，同时将问题归咎于“极端分子”与“有心人士”在社交媒体上挑起情绪。然而，这样的解释未能回应公众最根本的疑问。 李国成表示，非穆斯林宗教场所如神庙、拿督公龛及兴都庙，在我国社会存在已久。若问题纯粹源自极端分子挑动，那么为何在国阵长期执政时期，并未频繁出现类似规模与密度的争议？ 他指出，更值得社会思考的是，雪兰莪与槟城均已由希盟执政多年，如今在希盟执政中央政府后，这类执法事件却接连发生，并迅速演变为社会焦点，这显然不仅仅是“有心人士煽动”可以解释。 李国成认为，宗教场所课题之所以容易被激化，往往与执法方式、政策沟通以及地方政府处理敏感事务的能力密切相关。若处理不当，即使原本是行政问题，也可能迅速演变为族群情绪问题。 他指出，政府如今才着手制定统一指南，某种程度上也反映过去在制度与协调层面存在明显空缺，才会导致不同地方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标准不一，引发社会争议。 李国成强调，面对社会疑虑，执政者不应简单把问题归因于外部势力或极端分子，而应认真

房屋及地方政府发展部宣布，政府已同意统一全国住宅及商业场所装修工程的申请程序及技术条件，声称此举将有助于简化行政流程，减少民众与业者在申请装修时面对的繁琐手续。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指出，表面上这似乎是一项朝向行政改革与效率提升迈进的措施。然而，若从现实层面深入分析，这项政策恐怕过于理想化，在落实过程中将面对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马汉顺认为，若缺乏周全规划与广泛协商，所谓“全国统一”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他对此提出五个几乎“不可能”的现实问题。 第一，不可能完全忽视各地方政府制度与权限的差异。我国的地方政府体系原本就具有地方的差异，各州的条例、执法方式、审批流程乃至行政文化都存在差别。某些大城市市议会早已拥有较完善的电子申请系统与专业技术团队，而部分小型地方政府仍依赖较传统的行政程序。 在这样的现实结构下，若中央试图强行以一套统一程序套用于全国所有地方政府，势必面临执行落差。不同地方政府在资源、人力及制度成熟度上的差距，并不是简单的一纸统一政策就能解决，因此要真正做到完全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第二，不可能以单一技术标准涵盖所有建筑与装

马青声援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UIAM）学生和学者，并严正看待警方传召政治学系一名教员录供一事，也促请政府必须捍卫学术自由与言论空间。 马青署理总团长张佑铨发布声明指出，根据政治学学生协会（POSSA）的声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副教授沙亚扎（Syaza Shukri）因所发表的观点，而被武吉阿曼警方传召协助调查。 他披露，沙亚扎的观点被认为是出于善意，并反映马来西亚学者应有的学术自由，以及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应当享有免受政治干预的独立性。 他质问，沙亚扎把首相安华称为马哈迪以及反对派的“头号敌人”，难道就构成一项严重的刑事罪行，甚至威胁国家主权吗？ “我们还记忆犹新，当年希盟还在野时，对国阵领袖的批评与各种标签远比这更为激烈，却不曾面对像今天这样严厉的行动。这类事件的发生，无疑是在挑战联邦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 “昌明政府近来的一些行动，显然是试图压制人民的声音，不容许政府受到批评。那么，当年希盟还在野时高举的言论自由旗帜，如今又到哪里去了？” 张佑铨提及，本月初，政治评论员洪伟翔脸书专页被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封锁，而且近期也有多名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表示，罗里超载执法与罚款课题，已引起业界深表不安。他指出，根据2010年陆路公共交通法令的相关规定，如果罗里超载介于0%至10%，一般不会面对处罚；若超载10.1%至25%，罗里司机与运输公司各可被罚款300令吉。 然而，一旦超载幅度达到25%至50%，案件就必须提控上法庭，罚款可从1000令吉起，最高甚至可达50万令吉，同时也可能面对最高两年的监禁。 马来西亚罗里同业总会曾经指出，从1000令吉到50万令吉之间的罚款幅度跨度极大，而且不仅适用于拖格罗里的超载问题，也涵盖其他相关违规行为。马汉顺认为，如此巨大的处罚差距，让业界普遍感到担忧，并担心在执法与司法裁量方面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首先，现行罚款制度在幅度上存在明显落差，容易引发公平性的疑问。从10.1%至25%的超载仅罚款300令吉，但一旦超过25%，案件便需要上庭审理，最低罚款立即跳至1000令吉，最高甚至达到50万令吉。这种处罚跨度过大的制度设计，使同样属于“超载行为”的违规，在处罚结果上可能出现极端差异，难免令从业者感到不安。 第二，罚款区间过大，也意味

以马青总秘书苏仪芳为首的一众马青领袖今日（12日）前往布城首相署，针对反贪污委员会主席丹斯里阿占巴基涉及的超额持股争议，以及近期被揭露的反贪会内部疑似存在“企业黑手党”问题，向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提呈备忘录，并提出4项改革与调查诉求。 随行的马青领袖包括副总团长李奕渊，以及中委李国成、冯敬文、林顺斌及杨志聪等人。 苏仪芳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反贪会是国家最重要的打贪执法机构，其职责是调查贪污案件、维护公共廉政，并守护国家治理体系的清廉。 她指出，一旦反贪机构本身卷入争议，甚至被质疑存在内部滥权或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情况，将严重动摇人民对国家反贪制度的信任，因此政府必须正面回应，并采取具体行动恢复公信力。 她感到遗憾的是，尽管阿占巴基涉及的超额持股争议以及反贪会内部疑似存在“企业黑手党”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多时，但政府至今迟迟未采取明确行动。 她认为，目前政府仅宣布设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但有关安排仍引发外界对调查独立性的质疑，甚至被批评存在“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嫌疑。 “因此，马青将相关立场与建议整理成一份正式备忘录，提呈给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要求政府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