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改革擦肩过，右翼民粹主义踏歧途

金融海啸过了10年，单看数据，西方经济总算回复过来，不过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右翼民粹政治海啸，仍然方兴未艾。金融海啸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以来最大危机，暴露了日积月累的经济不公平问题。有识人士提出改革，盼令资本主义“人性化”，不过民众不再相信精英真心为公，选择投向煽动仇恨排外的政客，右翼民粹主义席卷欧美，蔓延全球，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当道，大国以邻为壑，全球由合作共赢走向恶性对抗，情况堪忧。

冷战结束后，西方充满乐观情绪，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取得“最后胜利”，“历史已经终结”，然而金融海啸重挫西方世界自信，惶恐不安情绪弥漫，人人都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可以有什么出路。金融海啸曝露了西方资本主义问题，有识之士呼吁，必须正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公平现象，从制度上加强约束小撮既得利益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主张全球开征累进资本稅，抑制贫富悬殊。令人不安的是，兜转十年，西方世界似乎走上了右翼民粹主义歧途，精英与群众对立关系若无法理顺，长远必成大患。

金融海啸令普罗大众赫然发现，金融界精英一直胡作非为，以近乎诈骗造假手法，将大堆实际价值如同垃圾的次级按揭，打包成债务抵押债券（CDO）等“毒债”出售，牟取黑心暴利，更令老百姓气愤的是，当金融机构接连“出事”后，他们要帮这些年年赚取丰厚酬金的“精英赌徒”埋单。政府动用公币拯救“出事”银行，阻止金融危机蔓延，然而民众看到的是政府救市不救人，很多中产失去工作、住屋甚至退休存款，政府并未大力协助他们，反而罪魁祸首却获得拯救，甚至毋须承担法律责任。

海啸后西方政府推出很多挽救经济措施，实际效果是“劫贫济富”。量化宽松和超低息环境，有助稳定银行界和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可是那些勤勤俭俭、不善投资的“食息一族”却只能眼巴巴吃大亏；欧洲政府为了应付债务危机厉行紧缩，大削社福开支，却没有向富人大幅加稅。无论是海啸前还是海啸后，都是贪婪者发财，克俭者受罚，厚利归大行，风险归公众。西方民众痛恨这种“贪婪资本主义”，也不满精英以维护既得利益为先，促成民粹主义兴起。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希腊齐普拉斯政府代表的，是左翼民粹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脱欧运动，则成为了右翼民粹力量抬头的标志。

民粹主义最大问题是将复杂事情过度简化，以为斗争打倒“人民公敌”，所有问题即能迎刃而解，惟民粹主义终归是民众怒吼，精英必须回应，若及早疏导理顺，还可促进改革。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当道，各国政策愈益向富人倾斜，贫富悬殊不断加剧，占领华尔街令“1%对99%”情况变得形象化，要求改革资本主义呼声高涨，然而当今西方主流建制显然并未打算采纳激进左翼主张。左翼民粹运动无以为继，结果成为了右翼民粹主义天下。2016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和脱欧派都高举保护主义和排外旗帜，声言要为近十年生计饱受打击的沉默大多数发声，最终“爆冷”胜出，欧洲不少右翼民粹政党也在选举报捷。

右翼民粹主义不仅未有对症下药，还乱开药方，对内危害民主，对外挑起矛盾。右翼民粹政客将民众对精英的愤怒，转化为自身的政治本钱，凡是不利他们的数据和事实，就说成是“假新闻”，是传媒、精英和专家“抹黑”；他们自己宣扬的不实说法，则说成是“另类事实”，部分民粹政府甚至粗暴打压反对声音，“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抬头，成西方民主“内患”。右翼民粹政客煽动排外、攻击全球化，然而这些其实都是伪命题。过去二十年经济全球化，西方确有不少工人失去饭碗，然而错不在全球化本身，而是政府向商界利益倾斜，没有做好财富再分配。过去数十年移民对欧美经济繁荣贡献良多，美国更以种族大熔炉自居，现在视移民如仇敌，并不公道。

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内并未加强约束华尔街，反而大举推动企业和富人减稅法案。特朗普“令美国再度伟大”的蓝图，不是促进内部经济公平，而是透过对外发动贸易战，抢夺市场份额。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严重影响国际合作。1930年代大萧条，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抬头，助长保护主义，各国斗征关稅，国与国关系日益恶劣，最终更走上战争之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Bridgewater创办人戴利奥谈到当今国际形势，坦言跟二战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虽然民粹主义与战争没有必然关系，然而前车可鉴，教训岂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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