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教育部宣布大规模招聘 2万名DG9级合约教师，以应付即将落实的“6岁孩童入读一年级”政策所引发的师资缺口，马青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王祺翔严厉质疑，教育部是否已从“培育教育专业”堕落为“只求凑够人数”。 他直言，当学术门槛被一刀砍到CGPA 2.50时，牺牲的不是一纸数据，而是整整一代孩子的教育质量。“教育不是临时工程，更不是人头买卖。学生不是仓促政策下的试验品，更不是任由政府拿来试错的白老鼠。” 王祺翔指出，我国教育体系过去十多年不断强调小学教师学士化（DG41），目的正是确保教师具备足够的学术深度、专业判断与儿童教育能力。 然而如今，教育部却反其道而行，大规模引入DG9级别的合约教师，一个在公务员体系中，本应属于执行或辅助性质的职等。“教育部必须向全民交代：当国家早已承诺‘教师必须是专业人士’，为什么现在却要用低职等、低门槛的合约教师顶上讲台？这是教育改革，还是教育倒退？”他质疑，若政府自己都不再坚持专业标准，又凭什么要求社会尊重教师职业？ 王祺翔进一步抨击，将教师录取门槛降，犹如拿这些6岁孩子教育前途当白老鼠。“我们选医生、

政府近日宣布在《2026年至2035年国家教育蓝图》下，允许6岁孩童与7岁孩童一同入读小学一年级。此项政策宣布不仅来得仓促，缺乏充分的社会讨论与专业论证，更在制度设计上扩大儿童之间的发展差距，马青副总团长李奕渊对此深表忧虑。 李奕渊指出，这已不只是“同龄不同月”的问题，而是让6岁的孩子，与整整大一岁的7岁孩子，在同一课堂、同一课程、同一评估体系下学习与竞争。 在6至8岁的关键成长阶段，一年的年龄差距，足以在认知能力、情绪调节、专注力、社交成熟度与心理承受力方面，形成显著差异。国际教育与儿童发展研究早已反复验证这一点，学界将此现象称为“相对年龄效应”（Relative Age Effect）。相关研究自1980年代提出以来，在教育与体育领域被广泛证实：年龄较小的孩子，在同一制度下更容易被视为“跟不上”，却并非能力不足，而是发展阶段尚未到位。 令人遗憾的是，教育部在宣布此政策时，并未同步公布任何系统性的配套措施，包括课程分层、教学调适、发展评估或心理支援机制，等同于将制度风险转嫁给孩子、家长与教师。 事实是从现实条件来看，问题其实更为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