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秀秀：查拉案折射教育执法道德缺口，需彻查真相防悲剧重演

13 岁少女查拉（Zara Qairina Mahathir）的不幸离世，引发了公众对她是否曾遭受霸凌的严重关注与猜测。虽然相关事实仍在调查之中，但无可否认，这起发生在校园环境中的悲剧已震惊全国，也折射出我国教育体系、执法机制及道德保障可能存在的严重缺口。

这起事件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痛，更是全国关注的公共议题。它提醒我们，校园安全绝非单一的教育问题，而是与司法公正、社会治理以及国家核心价值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

霸凌一旦被证实绝不能被误解为单纯的“孩子间打闹”，而必须被正视为一种可能的系统性暴力，往往伴随权力滥用、集体冷漠，以及制度结构中的默许与纵容。

根据 202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报告，全球约每三名学生中就有一人曾遭受霸凌，受害者自杀风险是非受害者的两到九倍。在马来西亚，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 年全国正式通报的校园霸凌事件超过 6000 起，但进入司法程序的不足 10%，多数案件通过校内调解、家长和解或较轻的纪律处分解决。这种虽能快速结案，却缺乏有效威慑力的处理方式，若在本案中同样存在，将会削弱追责力度，使潜在施暴者有恃无恐，而受害者长期处于脆弱与不安之中。

如果调查最终确认霸凌与此案相关，那么查拉的离世不仅是校园暴力的惨痛代价，更是制度保护失效的沉重代价。更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上流传着有关事件发生后可能存在延误甚至掩盖调查的指控。若这些说法属实，这将构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也是对法律与良知的严重违背。任何责任方都不应被豁免，任何特权都不能阻挡真相与公义的光芒。

心理学研究早已指出，儿童或青少年时期若长期遭受霸凌，往往会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包括焦虑症、临床抑郁、自尊受损与社交退缩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已将霸凌列为青少年自杀意念与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必须认识到，霸凌（若被证实）往往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存在于一个长期累积的侵害模式之中，并依附于一种可称为“沉默的共犯系统”，其中包括直接施暴者、被动纵容者、冷漠旁观者以及失职的制度参与者，这些不作为行为共同促成了伤害的持续发生。

鉴于事件的严重性，我们强烈敦促当局立即采取公开透明的行动。进行完整的尸检，确保没有任何关键法医证据被忽视，让科学为逝者发声。警方应公布明确的调查时间表与阶段性进展，并建立公众可查的案件更新平台，以防止不透明处理。任何被发现妨碍调查的公务员、执法人员或学校职员，都应立即停职并依法追究责任。教育部及学校必须说明查拉是否曾寻求帮助，以及为何未能在第一时间保障她的安全。所有在证据确立后被查明涉及者，不论身份、背景或地位，都必须接受法律审判。被确认严重失职的官员必须承担行政与政治责任，必要时应引咎辞职。

处理当前事件只是第一步，防止悲剧重演才是政策回应的最终目标。因此，我们再次强调必须尽快制定一部全面的《反霸凌法》，在法律框架中明确定义霸凌、界定刑事责任、确立强制举报义务，并为受害者建立有力的保护机制。比较各国立法经验，韩国《校园暴力预防法》与日本《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2013 年第 71 号法律）均规定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负有及时、实质介入的法定义务。将类似条款纳入马来西亚的法律与教育治理体系，将有助于制度化问责、增强威慑力，并为保障学生安全提供明确的执行依据。

全国所有学校都应采用统一的反霸凌指引，设立独立举报渠道与专责反霸凌官员，并要求案件在 24 小时内同时向教育部与警方报告。建议成立由教育部、卫生部与内政部共同领导的“校园安全与心理健康委员会”，为受害者提供即时心理辅导、医疗救治、法律援助与家庭支持。反霸凌与心理健康教育必须纳入必修课程，包括同理心训练、情绪管理工作坊与同伴支持计划，从根源减少暴力滋生的土壤。学校霸凌的年度统计、案件处理结果及制度检讨报告，必须向国会与公众公开，以确保社会持续监督。

国际经验反复证明，立法与制度改革能够挽救生命。2011 年韩国釜山女子高中霸凌案后，法律修订要求学校在 24 小时内通报警方，并可强制转校施暴者。日本滋贺县大津市一名初中生在 2011 年因严重霸凌自杀，促成了《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的制定，明确赋予学校与教育委员会法律责任。这些案例表明，只有法律的力量与制度的密度并行，才能打破长期的沉默与纵容。

查拉案不仅是司法体系的考验，也是国家的道义审判。政治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权力的分配或经济数字的增长，更在于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生命与尊严，尤其是孩子。当制度无法保护弱者，暴力便会被正常化，公义便会被边缘化。

我们郑重警告所有相关部门：如果此案在沉默中落幕，公众信任将被彻底摧毁，国家将背负整整一代人的愤怒与失望。马华公会国家政策与民生课题调查研究委员会绝不会沉默，绝不会退让，直至真相得以查明、公义得以伸张、制度得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