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秀秀：学府缺心理支持系统，连串悲剧曝教育体系深层漏洞

近日，全国社会再度为校园安全问题而震动。短短数周内，马来西亚先后发生多起严重校园事件包括雪兰莪中学女学生遇刺身亡、马六甲中学生轮奸案、柔佛中学AI伪造不雅照事件，以及大学校园虐杀动物风波。

马华国家政策与民生课题调研会主席拿督翁秀秀博士表示，这一连串悲剧，揭示的不仅是青少年行为失控的表象，更暴露出教育体系在心理健康、伦理教育与危机管理机制上的深层漏洞。

也是拉曼理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的翁秀秀指出，在心理学上，暴力行为往往是长期情绪压抑与社会孤立的极端表达。个体在无法以语言、关系或制度途径寻求支持时，容易发展出“外化性应对”（externalizing coping），以攻击或控制来弥补自我失落感。若学校未建立心理支持系统，这种心理积压便可能转化为极端行动。

遗憾的是，当下教育体系仍停留在“事件发生后追责”的层面，而非“危机出现前干预”的阶段。多数学校缺乏系统化的行为威胁评估、心理危机筛查与创伤知情教育（Trauma-Informed Education）。换言之，我们在防范物理风险，却忽略了心理风险的累积。青少年时期是情绪调节（emotional regulation）与同理心（empathy）发展的关键阶段。前额叶皮质尚未成熟，使他们在冲突与拒绝中容易陷入“情绪失控”。若没有正确的表达渠道与心理引导，情绪将以压抑、逃避或攻击的形式表现。

从雪兰莪命案中，我们看到一个青少年情绪崩溃与暴力幻想的轨迹；而马六甲案件中，同伴录影而非制止的行为，体现了群体去道德化效应（moral disengagement）。

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结构是：当教育失去了情感与同理的培养，学生也就失去了将痛苦转化为理解的能力。

柔佛中学的AI伪造不雅照事件标志着校园暴力进入“数字心理创伤”时代。

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让受害者在现实与网络中双重受辱，创伤具备“持续性与再激发性”，即便事件结束，心理阴影仍可能反复出现。

这类“科技型性暴力”结合了匿名性、扩散性与羞辱性三重特征。其破坏力不仅在于隐私被侵犯，更在于受害者被剥夺了“自我定义”的权利。若教育部、执法机关与通讯部门仍以传统“纪律事件”处理，便无法给予心理与法律层面的有效修复。

教育局没有统一的校园危机干预机制（Crisis Intervention Protocol），缺乏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也缺少“心理安全官”或“威胁评估专员”。因此，一旦出现校园性暴力或极端行为，处理流程容易陷入混乱，学生心理未被评估、受害者未受保护、公众沟通失当。这不仅削弱社会信任，也使教育系统失去公信力。要防止悲剧重演，教育部必须把校园心理安全视为国家教育治理的核心任务，而非附属项目。

为此，建议教育部立即推动全国性“Safe School 2.0”体系，从心理学与政策学双维度建立“三层防线”：

第一层：早期识别与风险评估

- 每所学校必须设立“校园行为威胁评估团队”（CAST），成员包括校长、心理辅导员、家协代表与警区联络官；

- 建立全国统一的威胁分级系统，对学生的暴力语言、社交孤立、武器倾向进行科学筛查；

- 教师需接受“创伤知情教学”培训，学会识别学生行为背后的心理信号。

第二层：情绪教育与社会情绪学习（SEL）

- 将“关系素养与拒绝教育”、“数字安全与AI识别”及“创伤识别与心理自助”纳入中学必修课程；

- 推行“社会情绪学习课程”，培养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同理心与冲突调解；

- 建立“同侪守望队（Peer Safe Leader）”，以同龄支援方式提供心理陪伴与转介。

第三层：危机干预与心理修复机制

- 对严重事件，启动“心理急救—法律协作—学籍分流”三步机制，保护受害者免于再创伤；

- 引入“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理念，在非暴力冲突中以教育修复代替惩罚；

- 教育部应建立全国“校园心理健康仪表盘”，公开数据与改进成效，确保问责透明。

心理健康不只是辅导室的职责，而是教育治理的底线指标（KPI）。教育部应把心理安全纳入校长与教育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政府可成立“校园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国家理事会”，由心理学家、教育专家、社工与执法单位共同制定标准与监督机制。

高校心理学与教育系则应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中小学心理教育的“智库与后援队”，协助培训师资、研发教材、评估政策成效。

每一次校园悲剧，都是一场国家的心理地震。

一个孩子举起刀子，不只是个人的崩溃，更是社会支撑系统的塌陷。

教育部必须明白：防止下一场悲剧，不靠运气，靠系统。

真正的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有知识，而是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理解他人、控制愤怒、面对拒绝、尊重生命。当校园能倾听孩子的痛苦，而非惩罚他们的失衡，我们才真正拥有安全的学校，也才有希望迎来更成熟的人文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