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母杀兄不是个案：心理创伤背后的制度空洞与政治责任

近日，一宗弑母杀兄案件在马六甲发生，主角是一名年仅17岁的中五学生。马华国家政策与民生课题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拿督翁秀秀博士指出，这场悲剧震撼全国，也撕开了一个被长期漠视的现实裂缝：当青少年情绪无处安放，当家庭沟通失调、教育只剩分数，制度又未能及时托住正在崩溃的个体，我们的社会是否真的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力、有温度的保障？

也是马华登嘉楼州妇女组主席的翁秀秀指出，根据《2022年国家健康与发病率调查（NHMS）》，我国高达26.9%的青少年呈现中至重度抑郁症状，却只有不到10%接受任何形式的专业援助。13.1%的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9.5%更试图伤害自己。这些数字背后，不只是沉重的家庭故事，而是一个制度结构性失能的赤裸警示。

身为拉曼理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的她披露，心理学中的“应激—脆弱模型”（Stress-Vulnerability Model）告诉我们，个体若长期承压却得不到情绪疏导与社会支持，便容易发生情绪爆炸或行为失控。在本案中，邻居眼中的少年“内向、礼貌”，但可能早已处于“高功能型抑郁”（High-Functioning Depression）的状态。外在表现正常，内心却早已孤立、无助。

而造成这种危机的，不只是心理问题本身，而是多层面系统性缺口的叠加。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长期过度强调考试成绩与排名，轻视情绪教育与心理素养的建立，使许多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调节情绪与处理冲突的能力。第二，家庭内部因代际观念差异与沟通断裂，导致子女与父母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东亚文化中的“完美主义驱动”与“羞耻性教育”，更让许多孩子将挫败视为罪过，将沉默变成压抑的代名词。

这一切，并非毫无办法可解。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与政策规划是否愿意正视问题的根源，而非一再把心理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配套服务？

我们呼吁政府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改革教育与社会福祉政策：

首先，所有中学应配备全职心理辅导员，而非由行政教师兼职处理。若政府可为大型基建划拨数十亿拨款，何以在关系到下一代心灵健康的问题上，却三缄其口？我们敦促财政部与教育部设立“校园心理安全专项基金”，以确保所有学生在关键成长阶段皆享有情绪支持。

其次，教育部应推动将心理健康素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初中开始正式开设相关课程，让学生学习压力识别、情绪表达、冲突调解等基本心理技能。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情绪障碍的发病率，更能塑造更具同理心与韧性的国民。

政府也应在全国推动社区亲职教育计划，协助父母了解青少年发展的心理阶段，提升亲子沟通能力。我们也呼吁福利部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家庭支持中心”，为弱势家庭提供心理、法律与教育咨询，避免孩子陷入“沉默的绝望”。

孩子的心理安全感与发展尊严，必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心理健康，不应只是卫生部下属单位的事务，而应成为跨部会的国家议题，与教育、青年、地方发展甚至国家预算紧密挂钩。

此外，媒体与政界也应避免将青少年的情绪问题简单标签化为“犯罪倾向”或“道德堕落”。我们呼吁社会舆论回归理性，推动建立一个以理解代替指责、以政策代替口号的对话空间。

我们不能再等待。每一个未被倾听的孩子，终将以更激烈的方式让我们“听见”；每一个忽略心理需求的社会，终将为其代价买单。愿逝者安息，愿生者警醒。愿这场悲剧不再重演，愿从此刻起，国家与人民都真正重视“健康”的完整定义，不只是身体的强壮，更是心灵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