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上限降至30岁影响深远，马汉顺：应优先解决青年困境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认为，政府一夜之间把青年定义限制在30岁以下，影响深远。马汉顺强调，青年政策不应只是行政上的“打卡”，更不能是政治上的“造势”。改一个数字容易，但培育一个青年、传承一个组织，不但不能一步登天，而且难如登天。

马汉顺指出，国家若是真心要扶持青年，应该以他们的实际处境为出发点，而不是急于“与国际接轨”粉饰门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但未来不只属于30岁以下的人。有五个层面是我们现在面对的：

一、削弱国家政策的包容性，割裂发展阶段的连续性

青年，并非单以30的岁数衡量。我国社会结构复杂，经济发展不均，许多三十多岁的青年仍处在人生奋斗的关键期——初入职场、创立家庭、背负贷款、创业维艰。一刀切将“青年”的定义人为限缩至30岁，不仅忽视现实生活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也割裂了青年政策对成长各阶段的连续。国家不断老化中，30岁不是一个人生阶段“终点”，更不是责任就绪的分水岭。

二、以全球趋势之名，行机械比照之实

部长援引“全球趋势”辩护改革的正当性，然而青年定义本就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有的国际组织仍然接受35岁以下的成员，有的亚洲联盟将青年定义为15至35岁，东盟国家一些青年团体章程也采40岁上限。如果我国经济结构、教育延长年限、结婚生育推迟等社会现实仍与“先进国”存有显著差异，何来“同步全球”之说？难道“趋势”二字，就可以掩盖对实情的忽视？

三、仓促执法破坏政策公信力，影响现有组织结构

2019年通过修法后，政府两度延迟执行，显示这一政策在实务操作上仍有广泛分歧和困难。如今贸然全面落实，不仅打乱青年团体原有组织结构，还可能引发资源分配与资格认定的混乱。一些活跃青年组织将不得不重组管理层或丧失代表性成员，直接削弱青运体系的运作基础。这种做法，既缺乏过渡机制，也透支政策的社会信任。

四、违背联邦制精神，忽略地方多样性与自决权

砂拉越不需跟随此政策，恰恰突显联邦与地方在青年事务定义上的分歧。砂拉越州政府以40岁为青年上限，反映当地发展节奏及社会文化背景。如果中央政府无视这种多元现实，强行推行单一年龄定义，不仅不利于国家整体协调，反而加剧联邦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削弱多元治理的弹性。

五、形象工程胜于实质建设，忽略青年真正关切

真正的青年政策，应该关注青年面对的教育不平等、职场安全、薪资停滞与安居难题。将年龄调整作为“改革”的象征，充其量只是表面的政治包装，未能触及青年的核心困境。与其争夺“谁是青年”，不如先解决“青年面对什么”。否则，即使年龄归类准确，政策却早已脱节民心。